索托带着他的团队，走街串巷，去推算穷人所拥有的资产。他们在秘鲁、海地、菲律宾和埃及这四个国家做了较详细的田野调查。索托的研究发现，穷人之所以穷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财富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资本。以最真实、最容易发现的资产―――房地产为例，在这些国家的棚户区，有着数不清的住宅，其中很多是穷人搭建的违章建筑。但这些没有合法权的房地产，其潜在的价值却高得惊人。

穷人之所以穷，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是死的资产，无法流动并创造出新的价值。土地无法用来抵押，房屋无法用来出租或销售，资产无法流动便会变成一潭死水。为什么西方国家能够富裕起来？关键在于它们找到了能够释放出资产潜能的完善的产权制度。但是，和诺斯等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，索托特别强调指出，产权制度的意义不是保护所有权，而是保护所有权的交易。如果单是为了保护所有权，黑手党也可以保护所有权，但是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，才能够将资产中蕴含的价值提炼出来，并使其标准化，确认交易双方的责任和权利，并方便对资产不断进行拆分和组合，最大限度促成交易的形成，让资产交易超越了家族、亲友的狭小圈子，使得陌生人和陌生人之间可以放心进行资产的交易。

法律的真正任务不是要保护现存的所有权制度，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所有权。穷人不是贫穷的根源，相反，他们是问题的解决方法。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真正挑战，是如何把自己的人民所掌握的资产转化为可交易的资本，如何激发自己的人民所蕴含的创造财富的巨大潜力。穷人既不愚昧，也不绝望，当政府无法提供给他们一个合法的产权制度时，穷人会自己建立合作和分工的秩序，有自己的规则和惯例。他们通过自发的创新来弥补现实和法律之间的巨大漏洞，并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。那些贫民窟看起来杂乱无章，但其实有着内在的活力和秩序。到城市里面来的大多数是农村中的精英，他们敢于冒险、富于创新。当资源越是稀缺的时候，对资源的利用越是有效率。贫民窟中的企业家精神丝毫不少于硅谷。

遗憾的是，政府对待这些努力的态度却常常是倨傲而冷漠的。政府看到这些拥挤而破旧的贫民窟，恨不得统统拆而迁之；政府看到这些嘈杂而无序的移民，恨不得明天就遣而返之；政府看到没有执照的路边小贩，向来不惮以虎狼之役驱而散之。这样做的结果，是使得法律日益和穷人对立，穷人得不到法律的保护，就会潜入自我保护的地下经济、非正规部门，随着经济中的非正规部门比重越来越大，法律的阳光能够照耀的地方就越来越少，法律的合法性也会日益受到质疑。